寒风凛冽的傍晚，祝薇裹着大衣，拿着手机默默地坐在咖啡店外一角刷着亚马逊。步行街上的热闹一刻，也未能打破她对购物的专注。

“下个月6号是我妈妈56岁的生日，我想挑选一条精致的围巾送给她。”祝薇抿了一口桌上热腾腾的咖啡，又埋头继续刷着手机。再三斟酌后，她终于敲定了一款满意的礼物，熟练地找出爸妈家的地址，付完款后放下手机，又摸出一根烟点上，沉默半晌才说：“心意送到就好，家就不回了。”

这即将是她选择不回家的第三年。

2019年，是29岁的祝薇来北京的第11年。此前，每到年末，她都早早安排好行程，带着满满地期盼和沉沉的礼物回家为母亲庆生，然后迎接春节的到来。如今，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的她，对于回家充满了抵触。在她眼里，家的定义已然从温馨的“避风港”，变为残酷的“审判庭”。

时间倒退到3年前，如同往年一般满心欢喜的祝薇，一踏进家门便遭到父母亲朋接二连三的“催婚”。“开始认为这是她们对我长期漂泊在外的一种关心方式，我会认真和她们坐下来交心。谁知时间长了，却变成了一种无尽的解释，感觉我这个年龄在她们看来，没有对象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时间一长，即使远在1500公里外，她也未能逃脱父母催促结婚的枷锁。“平时一天打3个电话，聊天的话题最终还是会落到什么时候处对象，邻居那谁谁都结婚生子了的问题上。有时候真的很想关机，让自己的世界清净会儿。”祝薇无奈地叹了口气，眉眼里满是疲惫。

纵观整个中国，面临单身状态的远不止祝薇一个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报道，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人口的总和。近日，珍爱网发布《2018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深圳、北京、广州一线城市仍为单身重度地区。

夜深人静时，祝薇也会幻想自己能够组建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过着厨房有烟火、客厅有笑容、卧室有拥抱的生活，爱人与她一蔬一饭，她与爱人一颦一笑的愿景。可是，这种美好的愿景至今未能实现。

“我难道这辈子真的要孤独终老吗？”祝薇从包里抽出那本厚重的《百年孤独》，准备趁着此刻来之不易的空闲重温一遍。其中，“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是她最喜欢的一句话。

逼婚压力带动相亲市场

去年10月4日，祝薇过完了自己29岁的生日。然而，这个生日带给她的只有孤独与焦虑。她清晰地记着，那天下着大雨。已经加班了3天的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勉强挤上了回家的公交车，翻看手机消息时，看到上午已经处理过的来自父母和闺蜜的生日祝福，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再次将这个从前视为最重要的日子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就在距离家门口五分钟的便利店内，她给自己买了一份小型的蛋糕，赶在零点时分，毫无仪式感地许下了生日愿望——“尽早嫁人”。

“其实如果不是家里催婚太紧，我肯定跟原来一样许愿升职加薪之类的。还记得以前每年的生日的时候，他（前任）总会提前备好礼物，捧着蛋糕和我一同吹蜡烛。”尽管这段感情曾给她留下过极重的伤痛，但现在祝薇回忆起往事时，已然能够平静地面对了。

祝薇曾是个坚定的自由恋爱主义者。

“两个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陌生人，为了结婚刻意相遇，这种设定让我无法接受。”在她看来，婚姻本是两个情投意合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自然而然做出的决定。而父母的认知却和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相亲的方式，匹配到门当户对的家庭所结合的婚姻，才更加安全可靠。由此，她和父母之间展开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与前任相识、相知、相恋的全过程，就像祝薇曾想象地那般甜蜜。因此，尽管这段感情曾多次遭到父母质疑，但她依然坚定自己的选择，做好了与他共度余生的准备。

可惜这段长达五年的自由恋爱，最终却没能如愿收场。“我以为只要全心全意投入了时间和感情，就可以顺理成章步入婚姻。”但是在踏进婚姻的前一步，她发现爱情的梦幻纱幔被撕裂了。这个恋爱了五年的好好男人，为她编造了五年的家庭，在婚姻面前露出了真正面目。截然不同的实际家庭状况，让祝薇在父母面前感到难堪地同时，更多感受到地是被背叛、被欺骗的痛苦。

“这段感情直到现在还受家人诟病，因为他们认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浪费了。”祝薇的话里带着几分自嘲。

头脑发热过后，她开始选择回归理性。一方面，她被生活早已磨灭了大部分的热情，只徒留下一地鸡毛，死亡焦虑、孤独、自由、无意义，困扰着她如影随形；另一方面，父母经常念叨的话终于被她听进了耳朵里：“相亲认识的人家别的不说，至少家境、为人都是知根知底，这让人放心稳妥。”由于30岁的迫近，也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她决定接纳了父母安排好的一系列“相亲”活动。

“我当时对于自由恋爱的想法已经动摇了，毕竟有了前车之鉴，我不再那么坚定，自由恋爱一定能获得幸福婚姻。周围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相亲组成家庭，看他们过得都很幸福。”祝薇拖着腮帮思索，“或许相亲，的确是挑选合适结婚对象的好途径。”

然而，在相亲的道路上，祝薇走得并不顺利。两个月内，她完成了父母“交代”的十场相亲。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相见，依旧让她感到十分别扭。“无话可说”“没有心动的感觉”，成为一次又一次无法继续的缘由。

“我可能不太擅长，处理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交往活动。”她解释着持续相亲的缘由，“爸妈会一再地让我多加尝试，他们认为相亲次数多了，我就能自如应对了。答应了第一次，就很难拒绝下一次。”

祝薇回想起失败的多次相亲，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都只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相遇。找到能搭建在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才是我们需要的。每次遭到拒绝后，我想会不断的自我反思究竟哪里做的不够好，久而久之，连自信都失去了。”

在《2012年世纪佳缘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之“相亲渲染”》报告中：51%的男性和44%的女性表示，把相亲作为自己首选的交友方式。对于男性，每个年龄段都表示相亲是其首选的交友方式；但对于女性，年纪越小越渴望浪漫，只有进入迫切渴望结婚的年龄后，接受相亲的比例才超过50%。

“不可否认，年龄的增长和之前的失败让我感到焦虑。不过，虽然相亲模式让我感到不适应，但我依然渴望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祝薇充满期待的注视着远方。

互联网打造新型婚恋方式

过去人们结婚的主要理由是自我意识独立的缺乏，无法凭借自身的能力生存。如今互联网的便捷和多样化，让个体独立的生活很容易被满足，因此造成了人们婚恋方面情感需求的减少。

李诗便是现代丰足、强大科技力量社会中，艰难移动的青年代表之一。科技带来的利好，以及移动app多样化的便捷，很好的解决了她的绝大多数生活需求。她每天除了工作时间外出，基本都宅在家里。

刚刚送走外卖小哥的李诗拎着外卖往客厅走，同时在她的手机的各种app里翻找，不一会儿找到了目标，发了条语音过去：“今天再帮我取两个快递吧，都是顺丰的。”

李诗解释道：“过去习惯和对象逛超市买很多东西，他会帮忙拎着。好在，现在可以通过各种线上app送到家，这种‘足不出户’的便利，完全能满足我当下所有的需求。”

从小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李诗，曾认为只要是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必然达到了某种期待和要求，自然就能够结婚。可是，现实与理想总是差别甚大。在她体验过一段由父母牵线的相亲恋情后，才在一路跌撞里，明白自己并不适合这种方式。

“我之前只是顺应着父母的想法去生活，到了年纪就考虑结婚。但实际上，我慢慢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婚姻，并没有强烈的目的性，对于感情也没有多少渴望和需求。现在的我……比较像日剧里的低欲望青年吧。”她撇撇嘴说。

李诗提到的日本低欲望青年现象，在《低欲望社会》书中是这样描述：日本现在出现了低欲望的年轻一代，年轻人更注重物品和自身的关系，“宅”文化开始流行，无欲无求，生活一切都可以因陋就简。

她的低欲望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情感需求方面，平常她更喜欢宅在家里，通过网络和固定的几个亲朋好友联系，没有主动去结识新朋友或异性伴侣的想法。李诗盘着腿窝在沙发上笑着说：“当然，也不是不想恋爱，只是比较佛系，想着一切随缘就好，如果能遇到更好，暂时遇不到，也不会觉得生活会很糟糕。主要是我父母比较着急，不断催我多认识新朋友。”

习惯于依赖各种APP的李诗，已经很少在现实生活中开展过有效的人际交往了，由于工作性质所限，也很少能够在工作中，建立稳定良好的交际圈。迫于无奈，不再走相亲路的李诗，只好把缘分的希望，投向各种社交婚恋APP，期望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寄托。

“年轻人擅长网络社交，用熟悉的方式或许更好。至少，我能在平台上表露自己的意愿，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和对我所有了解，总之，相比线下相亲会快捷方便很多。”

互联网在人与人的弱连接方面，提供了有很大的帮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人们对关系深层次的经营能力。祝薇和李诗歌都表示赞同，她们坦承自己的确很久没有与对方进行过深层次的沟通，也没有认真地注视过对方的眼睛，感受对方的真正需求。

刘轩睿提出虽然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但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变化，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关系是感情的核心，如何经营好两个人的关系才是幸福的关键。

个人主义兴起改变单身“困局”

在部分适婚青年中,因为逼婚压力和年龄增长,所造成的婚姻焦虑,而苦陷在相亲和线上交友的战场时，另一部分人却主动选择了拥抱单身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群“理想”单身族，他们不追求婚姻所带来的满足感，更多追求个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感。陆涵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快35岁的她是一位出色的辩护律师，内心深处有着“独立创办事务所，成为国际知名律师”的宏大理想。在她的整个生活轨迹里，事业占据了全部。

在她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表彰，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案宗。近期，她接了个大案子，把办公室当成了临时落脚点。对她而言，这种节奏有一种打仗时调兵遣将的快感。

“我不认为两个人的生活，就一定比一个人过得幸福。至少，当下我的生活就十分充实和满足。事业付出的汗水，是为了保障自在的人生。”她表示，目前十分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没有对这方面的焦虑。”陆涵说完，便换上运动装，准备前往健身房。她今天和私教约好，对于近期的锻炼计划需要做个全面调整。

谈及父母方面的态度，她表现的格外理性和冷静：“爸妈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认为我有必要为了缓解他们的担忧和焦虑，就匆忙地走入婚姻。达到事业上的成功，是我清晰的目标。况且，也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生活，保证生活质量。即使，一个人到老也能有良好的生活保障。”

陆涵曾多次和父母就结婚与否的问题有过长谈，她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耐心地进行了解释。“现在的局面算是他们做出了让步，不过担心在所难免。我会继续用事实证明，单身也能够过得幸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国内20岁至39岁的单身数量目前，已经接近2000万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跃生曾比照历年普查数据，发现中国“一人户”家庭数量明显上升。全国的独居人口已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0年的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李银河直言，我国目前在两性的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大变迁的时代。对于当代青年婚恋问题产生的原因，她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婚外恋”导致婚姻制度和人性，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二是爱情的有效期难以覆盖人类寿命，双方长久的生活反而会变成约束；三是男女平等，在过去结婚是女人唯一的经济来源，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便多了选择的权利；四是离婚成本过高，精神过于备受折磨；五是性的目的改变，在古代性的唯一目的是传宗接代，在现代性的目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于不用传宗接代的人而言，结婚就没有绝对的必要。

“人不是万能的，想得到的必然也要失去，学会在取舍之间做出选择才是关键。人终究要想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这样反而不会有任何心里负担。”陆涵坚定的认为，事业是她的主心骨，可以通过努力就能得到回报。这种既可能实现理想的同时，又能变现的回报何乐不为。而相较于感情，即便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结局可能都得不到圆满。

对于陆涵的想法，李银河表示担忧：“大城市实际上正在庇护更多失落的青年，他们充满焦虑和残缺的梦想，利用一切时间、精力在事业上拼命寻求发展，这会导致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快速减退。因为麻烦、费神，人们宁可选择不要亲密关系，也不愿意为了建立关系去花费时间、精力付出努力，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选择“单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离婚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惧怕。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是否长久，开始产生怀疑。根据2018年第一季度民政局公布的数据统计：全国的结婚人数为301.7万对，这与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人数的高达428.2万对相比，同比下降了29.54%。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结婚率普遍较低。而根据《人民日报》最新数据统计：从1987年到2017年，我国离婚数量从58.1万对增长到437.4万对，31年的时间，就增长了6.53倍。这无疑给现代单身青年，造成了对婚姻憧憬上的“心理阴影”。

“25岁之前，迷茫的是该怎样找个好男人。25岁之后，跳出这个问题漩涡，思考的则是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适合怎样的婚姻。”李诗认为，现代青年探索的是一种新的婚姻模式。在想法和生活方式上比过去更为复杂。不合适的婚姻，对她反而会带来麻烦。

此外，过去人们以“核心家庭”组合的模式，在现代逐渐发展为“猫狗双全”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单身青年开始追求“用养猫狗的方式来慰藉孤独”的人生，婚姻似乎并不作为他们人生规划里的首选项。提及宠物对自己的影响时，李诗激动地表示，“养宠物”一方面源于她的喜爱。另一方面，这种“不吵不闹”的状态让她感到舒坦。

那是否也是弥补内心孤独感的体现？“的确，当我工作疲惫到家时，能听到家里有动静，不再一个是冰冷的空间。它的存在，也算是心灵上的安慰吧。”

代际差异缩短造就宽容父母

在中国，父母和子女对婚姻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分歧。过去的传统婚恋观，停留在“男（女）到了岁数就一定要结婚”“年纪大了就很难嫁（娶）”等层面上，这些在现代青年身上有了很大的颠覆。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传统婚恋观”和“超现代婚恋观”之间，存在的代际差异正在逐渐缩短。

刘轩睿表示这说明社会在快速发展，不同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多的互动模式。在每个社会阶段发展中，男女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从而也让人们在认知上发生了改变。

李诗的母亲张阿姨在退休前，曾在国家三甲医院任职，丈夫是大学英语教授。尽管家庭条件优越，女儿知书达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问题：“周围的朋友孩子都生二胎了，每次见面关于探讨孙子（孙女）问题时，我总显得不合群。”

为了能够了解女儿的生活，张阿姨曾在北京陪女儿住了两个月。期间，她总会拎个菜篮子去菜市场转悠，时不时和同龄人聊聊天。几番沟通下来，张阿姨明显感受到，这边父母辈的人聊天时,探讨子女婚姻问题的频率,比老家少得多，儿女大龄未婚者也不在少数。但父母并未过多焦虑和烦恼，在儿女婚恋问题上，心态更加地开放和包容，对子女婚姻的态度没有过去那么明确。

后来，她也不再给女儿施加压力。一方面，她意识到婚姻不能强人所难，如果子女一再坚持按照自己的规划走，也无法做过多的干涉；另一方面，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单身”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就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异类”。

此外，也有父母表示这种所谓的“催婚”方式，可能给子女造成了误会。“我们能感受到大城市带给孩子的压力，也能理解孩子对婚姻有自己的看法。不是一定要干涉孩子的生活，而是每当想到我们终究有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才迫切的想让孩子尽快找到对象，希望他（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人陪伴，不孤单。”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吐露出自己的心声。那么，为什么会出

现代际差异的缩短？

李银河用过去在农村做生育意愿调查的例子称：“我曾走访浙江某个村子时发现，全村只有一个人终身未娶。这个人被全村人视为人生的失败者，一个特别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现代化城市，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观念发生改变。父母在看待子女对婚姻的上也见多识广，所以就不再认为子女是百里挑一的失败者。”

中国社会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速

面对婚姻，生育问题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在祝薇心里，生育更像道坎。

“已经30岁的我，身体条件不比从前，如果结婚再推迟，生育质量必然降低，这是种对新生命的不负责。”祝薇眉头紧锁的絮叨着：“如果选择了生孩子，必然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养育和照顾。尤其是对于职业女性而言，绝大多数情况下，选择生育就意味着放弃了职场竞争力，家庭经济收入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到时候既要解决孩子的吃穿用度和教育投资，又要担负双方至少4位老人的赡养费用，在职场上因为生孩子而急流勇退，那就得在养孩子时吃苦受累。”

祝薇的担忧是大部分家庭的共性问题。在80、90后已婚的青年中，他们绝大多数认为，孩子几乎占据了自己全部的生活。其中，繁重的家务活与婆媳关系的维护更让人精疲力竭。这对于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具有野心的都市青年来说，都是发展事业中的壁垒。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单身、不婚、不育作为选择，这样既可以轻松的从日常琐事和责任中解脱，也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尽管我国开放了二胎政策，在生育率上，依然不见起色。

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中青年群体内晚婚、不婚的现象逐年增多，与此同时结婚率逐年下降、离婚率节节攀升，青年婚恋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不将就”“没交际”“压力大”“想自由”是适龄、大龄未婚青年单身的主要原因，虽然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社会进步开放的表现，但大规模的晚婚不婚现象也给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难题。“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是最直观的反映。

“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减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很多社会的运作，都需要依赖人力方可推行，人口的减少将使得各行业，在营运上面临淘汰或转型。

同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国际标准占比为7%）。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4.9%。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平均每一个中青年人就得赡养一个老人，这将会对未来的中青年群体，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事实上，远不止于中国，这种趋势同样发生在发达国家。其中，“少子化”与“老龄化”现象极为严重的邻国日本，近年来为改变这一现象付出了不少努力。央视财经曾报道：日本政府已把提高日本的出生率作为首要任务，近日还批准了一项有关免费学前教育的预算案，为扭转低生育率的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而中国政府也在近年来，为改善青年婚恋现象推出了一系列的规划政策，试图通过强化青年婚恋观教育引导、进一步规范网络婚恋服务等方式来逐步解决这一社会难题。

已经夜里10点，手中的书许久没再翻动过，祝薇失神地注视着步行街上一对情侣热切地笑闹，直到一阵风来将她吹醒。

她长叹了口气，将书合上放回了包里，准备起身时，母亲又发来了一条信息。“明天晚上8点，给你安排好了和邻居涂阿姨儿子见面。”

祝薇强打着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好啊，希望这次能相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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